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梁集（今属盱眙）人，在淮安城出生长大，光绪八年顺天乡试举人。历任李鸿章及袁世凯的总文案、农工商部侍郎、署邮传部大臣、政事堂左丞、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等职。著有《泗州杨尚书遗诗》《世说新语补》四卷。

杨士琦生逢乱世，家道中落。曾任漕运总督的祖父杨殿邦，因弃守瓜州，扬州城落入太平军之手，被免职，充军发配新疆，后散尽家财才免于流放，以待罪之身在军中效力，不久死去。父亲杨鸿弼，工诗善文，擅长书法，连考十次举人皆败北，靠在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手下当差维持一大家生计。杨士琦在贫寒中发愤读书，16岁考上秀才，21岁时与哥哥杨士晟同时考中举人。除《四书》《五经》之外，杨士琦还广泛阅读史书、诗歌、小说，酷爱《世说新语》，每日翻阅，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曾收集多个版本，精心校点，并出资刊印《世说新语》校补本，还写了一篇序言，表达自己与此书的不解之缘。

杨士琦好吟诗填词，当时很有名气，养子杨毓瓒也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同为北平寒山诗钟社的骨干成员。杨士琦富有文采，擅写奏章，先后被两广总督李翰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袁世凯招入幕府担任总文案。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因“杨翠喜案”被迫辞职以避祸时，据说其辞官奏折由杨士琦代笔，以精绝得体的文辞引起轰动，传诵一时。大学士孙家鼐去世后，挽联云积如山，最为人称道的一联出自杨士琦之手：“事上也敬，行己也慕，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师，能为长，所谓大臣。”杨士琦给两广总督袁树勋的挽联堪称一绝：“故国涕浃多，回思天宝年中，沧海横流今剩我；旧交零落尽，叹息贞远朝士，此江小渡更何人？”如今各种研究挽联的文章、书籍多将此二联选录，并作为例子，剖析其中的高超艺术。

杨士琦性格沉稳，临危不惧。多年致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铁路、电报电话、轮船运输等实业工作。他能体察民情，曾代表清政府到南洋宣慰华侨，了解到侨民在南洋诸国备受歧视、奴役，许多人生活艰难，一面与相关国家政府交涉，要求善待侨民；一面写奏章请求在南洋各重要城市、港口设立领事馆，派遣领事官员，广设商会，保护侨民，为侨民争取有关权益。南洋的许多领事馆，都是在他的建议下设立的。

他满腹经纶，富有政治智谋。曾有人向他咨询选人用人的方法，他说：“我主张新旧人才兼收并容，盖旧人所长在有经验，处事镇静，若能持大体而遇事敢为，负有朝气，亦须让新人才一步。但纯用新人才不免偏于急进，致纷更过度，不适国情；反之，纯用旧人才，亦必由停滞而入于腐败。”他与人为善，喜欢成人之美，奖掖人才。在担任农工商部侍郎时，对部下沈云沛、袁思亮、赵从蕃、邵福瀛、冒广生等人总是看他们的长处，赞扬他们的优点，不放过任何机会与场合，为他们美言，竭力向朝廷推荐，这些人后来都出任高官要职。杨士琦作风严谨，学养不凡，无声色之好。公务之余，或端坐书房内读书，或与子侄吟诗谈词，或与友人弈棋。他身材偏矮，面容清癯，但双目总是炯炯有神。他举止庄重，不苟言笑，然而极富人格魅力，与他共事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个磁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无论到哪里，都能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人缘极好，威信很高，所到之处广受爱戴、好评。

杨士琦好《老子》，崇尚黄老之学，淡泊名利，为人有谋略，做事不为天下先，御物善于藏其锷。袁世凯曾称赞他“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杨士琦不敛财，不置房地产。他久居要津，能廉洁自律，除俸禄之外决不多贪半点钱、财、物。

1916年5月，政事堂撤销后，袁世凯又动员杨士琦出任交通部总长，杨士琦坚持不就，当时报载云：“袁公似有允意，将来调任曹润田掌外交，特任杨士琦掌交通，以资熟手。惟杨五深恐南北再兴军事，交通最为棘手，刻已立辞不就。噫如杨氏，可谓急流勇退者矣。”杨士琦情愿只当个有名无实的参政院参政。

1918年9月11日，徐世昌当选大总统，杨士琦致电祝贺。徐世昌与杨士琦是把兄弟，曾长期共事，邀请杨士琦出任国务总理，杨士琦没有答应。当时，杨士琦正生病，打算病好后赴北京与政府接洽处理招商局“江宽号”轮船被撞沉没事件，因病情恶化，很快就去世了。闻讣，徐世昌痛心疾首，派王廷桢将军作为代表，专程前往上海致祭，并发布 《大总统令》，称其“卓著政声”，拨一万大洋治丧，并令国史馆为其立传，从优议恤。11月24日，杨士琦归葬淮安，出殡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人山人海，警方出动大批警察封锁街道，《申报》以《杨杏城出殡记》作了详细报道。年底，《申报》把杨士琦去世列为当年上海大事之一。■王泽强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