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启荣

作为一位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深知“析理愈精，则为言愈难”“言之未莹，未免支离”。因此，他继承和发扬先秦诸子以来的譬喻传统：“凡言意所不能达，多假于譬喻。”一部《传习录》，在答疑解惑、辨析事理中，就近取譬、以象达意的例子俯拾皆是，其中仅“以树为譬”就多达十几处，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富有机锋。

《传习录》开篇“徐爱录”的第三问，王阳明即提出了“心即理”的重大命题。具体到对“孝”的理解上，王阳明认为，对父母首先要有诚孝的心，然后才能做到温凊定省，才能有发自内心的和气、愉色、婉容。如果真心去定省问安，虽不到床前也是孝；如果没有真切之心，即使天天定省问安，也只是演戏。正像树木一样，必先有根，然后才有枝叶，这诚孝的心便是根，其他所有温凊之节、奉养之宜都是枝叶。由此引申开来，孝悌乃仁之本，父子、兄弟之爱正是人心生意发端处，有此发端才能扩充发展到仁民爱物。这也正如树木有根才能抽芽，进而发干、生枝、生叶，生生不息。

王阳明教人首重立志，而且要立“必为圣贤之志”。他打比方说，立志就像种树一样，“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只要树根扎好了，枝叶花实自然会生长出来。而且“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最终长成“千丈之木”。如果立志不坚，不能在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上持续用功，就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就像无根之树，即使栽在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同样，在“下学”与“上达”的关系中，“下学”就像种树时的栽培灌溉，而“上达”则是自然生长、条达畅茂。因此，“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工夫”。

一个人立志之后，是不是爱好越广泛越好、技能越多越好呢？王阳明仍以树为譬，毫不客气地指出：“欲树之长，必于初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初学时去其外好……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在这方面，王阳明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早年初溺于任侠，再溺于骑射，三溺于辞章，四溺于神仙，五溺于佛氏，34岁之后始归正于圣贤之学，图为第一等德业。所以直到晚年，王阳明仍反复写信告诫弟子：“草木之花，千叶者无实。其花繁者，其实鲜矣。”“正恐葛藤缠绕，则枝干反为蒙翳耳。”“凡工夫只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

在王阳明看来，无论是致知还是论学，都要“随人分限所及”，也就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年龄、阅历、职业、学力、性格等不同情况，因材施教、逐步扩充、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这就像培育树苗一样，小树刚刚生根萌芽，只要稍微浇一点水就可以了，随着树的生长，浇水量也随之增加。如果小树刚萌芽时就用一大桶水倾倒下去，便容易把树淹死了。正是这种“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育理念，使得阳明心学更显简易广大，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平头百姓，均可实地用功、各有所成。也正是基于这一育人理念，王阳明在平定南赣之乱后，于百事猬集之中兴办社学、延师教读，并亲自撰写《训蒙大意》《教约》。他认为，处于启蒙阶段的儿童，就像刚刚萌芽的草木，“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因而极力反对“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大力倡导“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先觉”，并就如何诲谕、如何歌诗、如何习礼、如何授书，不厌其烦地一一加以指导。对于童子如何格物致知的疑问，王阳明明确回答：“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也就是致他的这一点良知了。”

“以树为譬”大多是正面譬喻，偶尔也会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地作一次反面譬喻。在“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这一条中，王阳明告诫孟源，自是好名、议论好胜是修身为学的“大病根”。这一病根就像方丈之地内的一棵大树，上面树叶覆盖，下面树根盘结，雨露精华、土壤营养全部被它吸收，四旁种植再好的“嘉谷”，也难以生长。因此，必须“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才能彻底去除此“大病根”。推而广之，人要想致得良知，必须将一切好色好货好名好利等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只要存留一毫私欲，众恶便会相引而来。

《传习录》中“以树为譬”的用例，足见王阳明的譬喻技法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如果现学现用、以树为譬，我们完全可以说，阳明心学也正如一棵深深扎根中华大地的参天大树，历经五百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生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