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立发 文/图

淮阴清口，自古以来是漕运的要津。《运河之都丛书》王英华著的《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载，“宋代，汴渠成，清口成为主要漕运通道，每年漕运额在600万石左右，多时达700万石”粮物，要从这里经过。但是，由于黄水经常泛滥，携带大量的泥沙过境，导致运口经常淤塞，造成漕船不能通行。由此，曾经牵动了无数个帝王、河臣的心血，投入过不可计数的人力和财力，演绎了道光间的“万人戽水——灌塘济运”的千古绝唱。

淮阴清口，黄河泥沙的淤积，一直是漕运的大患。自明嘉靖以后，清口一直“清不敌黄”，运口屡浚屡塞。当时，尽管多次“借黄济运”，但仍无济于事。

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口异涨，运口漫溢，闸坝淤塞，漕运更加受阻。道光二年（1822年），淮河与黄河完全隔绝。此时，运口的漕运更为艰难，漕船过清口，须用数百个劳力拉拽。道光四年，高家堰失事，湖水泄枯。道光五年正月，挑浚里运河沙淤及引河五条以备“借黄济运”。二月，堵闭束清坝，启放御黄坝，黄水力猛，束清坝刷蛰，过水大溜直入洪泽湖。新挑五引河受淤，黄水入运，运河上下及运口全部淤浅。

道光六年，清口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胶舟（即淤泥将船粘住），于是将苏、淞、常、镇、太四府一州之漕粮改由海运。江北、浙江、江广之粮运至清口御坝驳交给上一年的回空停泊之船运走。但是，这样做劳民伤财，亦终非久计。在这万般无奈的形势下，由此出现了——万人戽水“灌塘济运”的良谟之举。

“天之大，国家圣事不可违；水之枯，血泪流尽保漕运。”道光六年八月，运口淤浅日益严重。京城圣旨加级：军需“数百万吨铜、铅”，欲载北上。无奈之下，总督琦善、总河张井与潘锡恩，博采众议。力行“戽水灌塘”，务保军需船过黄。戽清水入塘，令清高于黄水，然后出船，此法为宋人“车亩助耕”法。

此法始行，钦差大臣昼夜驻扎运口，淮安府所属的沭阳、宿迁、泗阳、涟水、山阳、淮阴、宝应等各县官员，视为圣旨，不敢怠慢，火速带民工到淮阴“运口”。各地所来之民工，均无空手，有的带木棒扁担绳，有的带锅碗瓢盆桶。扎寨后各有分工，有的炊烟做饭，有的打坝守堤，有的戽水灌塘。由此，淮阴清口几万人戽水“灌塘”，场面浩大；几万人“灌塘济运”日夜轮流，感天动地。

“塘河”，原是明时陈瑄所建的福兴闸、越闸闸塘，长约900米，宽250米左右。乾隆三年（1738年）重修，并在河塘两岸筑临清堰和御黄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拆修，河塘长368.5丈。

“灌塘济运”的大军驻扎后，兵分六路，立马就位。即：一路民工筑堤，在新御坝外筑东西牵堤和土堰（今马头二河北新闸村）；一路民工建闸，在钳口坝处，又建草闸一座；一路民工挖河，在迆南钳口坝拦清堰坝闸中间之河又挖一“替河”；一路民工“接龙”式用盆端水；一路民工用两个木桶挑水；一路民工用平板车拉水。为防止民工来回拥挤，河臣划线定界，互不干扰。江苏水利署主任武同举在《淮系年表全编》说：“塘河为灌运新制，也是良谟。”在戽水灌塘中，河工们日夜不停，轮流大干。河官的吆喝声、河工的号子声，声声穿心；汗水、泪水、血水，混为一体。

待塘内灌满后，即迅速堵拦清堰，开临黄堰，迅速地将重运船拽拉进塘。然后堵临黄堰闸，开拦清堰出船入运河北上。重船衔尾出闸渡黄，如此轮转戽水灌放需要8天才能放完一塘。空重相循，虽然借黄戽水济运，但是黄水入塘仍带来很多泥沙。因此重船过后，必须迅速组织人力挖淤浚塘，再戽水灌放下一批重船。

如此繁重的人力戽水“灌塘济运”，一直延续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后因盐河、运河开通，漕运改道。由此“灌塘济运”才成为历史，不再是官府、民众沉重的思想和人力、财力的负担了。

岁月荏苒，日月如梭。几百年过去了，淮阴清口的“灌塘济运”已被载入史册。它是中国漕运史上的一段“泪水史”，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段感天动地的“治河”保漕史。清代河官徐仰庭《漕运河口灌塘渡运说》：“清河县河口，为漕运咽喉。自明嘉靖迄今岁患黄遏逮，道光六年而弥甚。于是筹为灌塘渡运之法，今已数年。尝论之其事实有莫之为而为者。”

现在，当年“灌塘济运”的塘河，还清晰可见到它的河形和望见底的塘水；东边的河堤上为民宅所占，西堤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着整个地面，似在保护着令人感叹而沧桑的塘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