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高军

父亲是在体检中心查出前列腺部分指标超高的。我不放心，带他复检，医生嘱咐我一个月后再查，如果还高，就得重视了。一个月后，复检的指标依然高，我心里慌了。带着父亲做B超、做CT、做核磁共振，就是查不出来。最后，医生用穿刺的方法选了六个点，五个点没有问题，一个点发现了病灶。我与医生反复研究，决定给父亲动手术，但父亲对手术一万个抵触。此前，他从没生过病，连药丸都没吃过。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硬朗着呢！而且体检至现在，他没感觉到自己身体和过去有什么差异。

我的一个医生朋友也坚决反对做手术，他在我父亲手术前夕还说：“70多岁了，不是小伙子了，不活动的病灶，不动刀也可以啊！”他的话让我父亲有过动摇。但我总觉得病在身上是一颗炸弹，以不容商量的态度：必须手术，而且要快！还要求医院联系省人医最好的专家来医院进行手术。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心里很乱，但我必须坚强。我知道我那一刻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官，面对着艰难，既要快刀斩乱麻地把老父带进医院、带上手术床，又要保证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无误。这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

最不喜欢医院手术前的签字。我骨子里反感医院的这一套，总认为他们是在推卸责任。医生把我喊到办公室，告诉我，手术有很高的风险。他拿出手术同意书让我签字，纸面上“有可能大出血”“有可能死亡”的字眼让我心惊肉跳，但我必须签字。不签，他们不手术。签了，意味着这个责任必须由我承担。签字的瞬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已经没有筹码也无路可退的“赌徒”。

签完字，我来到了病房，看着术前躺在病床上静默着的父亲和坐在床边的母亲，心里突然悲凉莫名。过去，每遇大事都是我找他们商量定夺，可是此时我又能找谁商量呢？我知道，父亲的安静是假象。他的内心一定是波澜起伏。那一刻，我忽然知道了，父亲也会老，坚强的他原来如此脆弱。我望着他，强忍住眼泪。在心里说：“我一定要把你好好地带回家。”

父亲是下午动的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护士把他用小推车推出手术室。我和弟弟连忙跑过去，接过推车，将他推进病房。术后的他很虚弱，我和他什么话都没讲，只是像安慰孩子一样轻轻地抱抱他。

以为手术结束了，就大功告成了。谁想到麻烦成群结队而来。父亲是前列腺手术，手术后，控制不了小便，身上得挂着尿袋。我问医生，医生淡淡地说：“一辈子挂着尿袋的也不是没有的。”唉，看来，我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父亲凭着他的意志，出人意料地解决了“尿袋困境”，康复到“比手术前还好”的地步。给他体检，一个“箭头”没有。望着父亲的体检单，我的心头顿时感到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