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 波

城市文脉是城市形态和城市特色的高度概括。城市文脉经漫长的历史演进、积淀与传承，留存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和相应的社会文化之间，融于市民日常生活之中，对城市的建设更新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的“根”和“魂”。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的不同，城市与相伴而生的城市环境总是以一些特有的符号与排列方式，形成这个城市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建筑形象、城市格局和城市形态。

淮安古城伴随着大运河的兴起而发展。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而开凿了邗沟，从邗城（今扬州）引长江水至末口入淮，再经泗口北进中原，淮安扼泗水、淮水、邗沟交汇之地而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成为春秋各国争夺的重地。由此，淮水南岸东西相距约60里的末口和泗口成为淮安城市发展起点。公元前223年，秦灭楚。秦在淮河之南设置淮阴县，成为淮安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北中郎将荀羡镇淮阴营建城池，义熙年间又在泗口附近设角城县、末口南置山阳县，泗口和末口交通要隘和边防重镇的地位更加突出。隋代大运河开凿贯通后，这里成为大运河与通济渠的转换枢纽。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置楚州，治山阳县。唐宋时期修竣淮河口北安官河，淮安成为淮北盐运要津，北宋时设转运使管理漕运。南宋宝庆年间改楚州为淮安军，后改为淮安州，明清时为淮安府所在地。淮安以控扼黄、淮、运三者交汇而成为大运河运道的关键咽喉，河、漕、盐、榷、驿、仓、船萃于一郡。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环境，造就了淮安独特的城市形态和格局，从淮安府城（包括河下古镇）、清江浦（包括王营镇）至清口马头镇（古淮阴城、明清清河县城），形成了以大运河为空间纵轴，以古淮河、古盐河为横轴，以市域主要河道系统为网，串连而成的“三城鼎立”城市格局，孕育了丰厚的漕运文化、水利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淮扬菜文化、地方戏曲文化。大运河水系及其沿岸的“三城鼎立”所构成的历史文化，是淮安这座古城最为显著的特色禀赋，是淮安“运河之都”的整体骨架。在这座沧桑的古城里，那独具特色的城市格局、古朴斑斓的短街窄巷、岁月留痕的名人故居、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像一首首低吟浅唱的岁月诗歌，诉说着大运河、城市、人文之间的时空互动，让我们感悟到一代代淮安人融南汇北、开放包容的胸襟，积极进取、坚韧乐观的禀赋，以及巷里人家家长里短的温情。

特别是在“三城鼎立”城市格局孕育和发展过程中，各类宗教应运而生，在东起淮安府城（包括河下古镇）、清江浦（包括王营镇）至清口马头镇（古淮阴城、明清清河县城）的大运河两岸，各类宗教遗迹星罗棋布，共同参与和影响着城市格局和风貌的塑造。据统计，解放初，淮安境内的庵、观、寺、院多达124座。清江浦大闸口方圆1公里范围内，有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的清江文庙，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佛教慈云寺，以及建于明代的道教都天庙、伊斯兰教古清真寺，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基督教堂福音堂等。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五教”汇聚一处，呈现着淮安宗教文化兴盛繁荣的独特图景。

而在清口马头镇，大运河上的“水神信仰”文化种类众多且分布广泛，除了信仰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水神外，还特别信奉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娘娘、泰山奶奶、齐太太）。随着海上漕运向大运河漕运的转变，原来流行于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又称“天妃”“天后”）妈祖娘娘也从海运之神转变为运河之神，在大运河沿岸落地生根。惠济祠地处古清口，历史上这里处于黄、淮、运、湖交汇之地，这段河道上建有惠济、通济、福兴三闸，由于清口地势高，水位亦高，漕船过闸完全靠人力拉纤，三闸水位落差一丈有余，水流湍急，断缆沉舟的事时有发生。人们为保平安，过闸前皆舍舟上岸到惠济祠烧香祷告。清初，惠济祠由原来只供奉碧霞元君，而改为后殿仍供奉碧霞元君，前殿供奉妈祖娘娘，共保一方平安。清代河务、漕运皆系于清口，康熙皇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必到清口巡视河工，多次临幸祠下虔诚奉祀。其后的雍正、乾隆、嘉庆皇帝也都崇奉惠济祠神主。

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淮安在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三城鼎立”的城市格局，彰显了取法自然、因地制宜的营城智慧，造就了运河、古城、名人有机融合的人文环境，也为各种宗教文化的传播、碰撞和融合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大运河、城市、宗教三者呼应融合，造就了淮安“运河之都”的古城风貌，让淮安有别于其他古城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延续乡愁离梦的城市记忆，传承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和使命。

一、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保护和延续“三城鼎立”的城市文脉。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发展与保护的碰撞中，我们要从古城各种文脉形态和各种建筑文化符号入手，加强对“三城鼎立”城市格局和肌理的研究，正确处理好“老”与“新”的关系，从而在古城保护和更新中，更好地突出古城的区域标识和文化风貌，平衡城市发展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找准宗教建筑遗存与古城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管控古城风貌的原则、方法和要素，既传承弘扬江淮传统营建智慧和建筑艺术，又重视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坚持古城保护和有机更新、有机衔接，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标志性城市，讲好中国大运河“淮安故事”。淮安区7平方公里的老城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是淮安府城记忆的活态标本，“四湖一垠”的自然环境、“三联城”的城市格局、古城中轴线和街巷纵横的城市肌理、传统街区和老宅庭院的历史风貌，应坚持系统性规划，有机更新，有效利用，从而使古城文物留下来“活”起来，让老旧历史文化街区升腾起烟火气、焕发出新活力。要挖掘文物文献，寻找历史记忆，维护马头古镇的官巷—安澜街鱼骨状的传统格局和街巷肌理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持和延续“淮阴古县”的历史风貌。

二、以敬畏历史之心，推进历史文化保护和古城风貌品质提升。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要本着对淮安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系统梳理、深入分析淮安“三城鼎立”的城市格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价值、科学艺术价值，深入挖掘隐藏在古城格局、城市肌理和古老建筑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稳步推进古城有机更新。淮安古城（包括河下古镇）、清江浦（包括王营镇）至清口马头镇（古淮阴城、明清清河县城）一线城镇整体以里运河为主轴，傍漕盐两运、治河保运而带来市井繁华、经济繁荣，特殊的人文环境使这里成为宗教建筑荟萃之地，所谓“城镇所在必有大型庙观、码头要津无不名刹云集”，构成了区域宗教传播及宗教建筑分布的独特景观，诠释了运河、城市、宗教建筑三者共生、相互塑造的关系，彰显了淮安古城的独特个性。要全面保护古城的风貌，必须充分理解其中的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文化元素，重视宗教建筑在塑造城市风貌和个性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握城市历史文脉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以悠久的城市文脉作笔、大运河风情风光为墨，描绘出一幅新时代淮安“清明上河图”。

三、尊重古城格局和传统街区特色，保护和延续独具地域特征的根文化。保护古城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保护传统的人、地关系，街巷、里弄、胡同形成了有序的排列组合结构，邻里关系、房屋之间的肌理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性。古城的更新，要使这种景观和居民的相互关系能够维持发展下去，让历史街区留下记忆，让市民记住乡愁。历史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形态的物质层面，其承载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也是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情街区等里运河文化长廊各项保护更新工程，要高度重视历史地段、历史价值的再现，要高度重视以“五教融合”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丰济仓等为代表的漕运文化，以江淮民居、民间建筑、宗教建筑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大闸口商贸街为代表的商贾文化，根据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划分“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风貌保护区”“建设开发区”等类型，因地制宜地保护与利用，以主题鲜明、独具特色、多元聚合的系列文化成果，为古清江浦的保护和利用奠定“文化之魂”。马头古镇惠济祠、天妃坝等道教遗存，是明清时期运河线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妈祖道场，形成了完整庞大的具有鲜明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宫庙建筑、碑刻等，应在遗址的规划与保护、景观的恢复与更新上下实实在在的功夫。

四、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强化古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与更新的工作合力。当前，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法规意识依然淡薄，对古城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文物保护工作的具体要求在一些地方落实不够到位，导致古城、古镇悠久的传统风貌遭到破坏，一些重要遗址、名人故居、重要历史建筑被拆毁。如，牛行街、都天庙、林默予故居、赛珍珠故居、左宝贵楼、普应寺等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宗教建筑、百年老店因城市改造、道路扩建而被无端拆毁。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宣传推介“三城鼎立”的城市格局、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和内涵，提高社会公众、青少年特别是基层各级干部的历史文化素养，增进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了解。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落实保护措施和责任。同时，要充分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古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更新，形成政府、专家、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局面。

（作者单位：市历史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