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荣
沧海撷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也创造了灿烂的法治文明：法不阿贵、以法为本的价值追求；德法兼治、德主刑辅的慎刑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为政以德、正己修身的吏治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抑或理念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智慧，体现了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法律问题的缜密思考，作用于国家制度、运用于国家治理，在历朝历代治乱兴衰中不断积淀和演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为今日之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制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以法为本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反映了人类文明社会法律制度成长与变迁的基本目标，从我国历史上看，古人很早就开始探索运用法律手段驾驭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法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学派，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要求在“法令”之外没有例外，法不容情。“不务德而务法，以法为本”“事皆决于法”是先秦法家“事断于法”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韩非是法家代表人物，“以法为本”是韩非“法治”理论的核心。法家还主张，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家还进一步主张，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必须做到一视同仁，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行法家“以法而治”的理念，迅速跻身强国之列，进而统一六国。汉武帝时制定的汉律六十篇，在治理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以奉法为重，制定的《贞观律》为“贞观之治”奠定了法律基石。唐高宗时期在总结前人立法司法实践基础上对《贞观律》进行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造就了“永徽之治”。正是因为唐朝注重“以法而治”，才造就了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大唐盛世。
“以法为本”是贯穿人类法治史的一条重要的经脉，是世界所有法治国家的共同特征，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的效力或与法相冲突，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它“意味着的不只是单纯的法律存在”，而是“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人类法治文明都崇尚法律权威。习近平法治思想彰显了人类法治文明对法律权威的崇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正是强调了这种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强调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通过抓“关键少数”，带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而树立法律权威。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必须“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法治中国宏伟蓝图更加清晰，全面依法治国的脚步坚实有力，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必将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每一步。
德法并举
中国传统文化对官员修养建构了系统的逻辑体系。儒家强调德法兼治思想，弘扬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强调官德修养，率先垂范。孔子的法律思想以“仁”“礼”为核心，他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礼治”和“明德慎罚”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儒家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他重视“礼、德”却也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这就为其后的儒家思想家吸收法家思想留下了余地。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并构建了一套“仁政”理论，强调仁义治国，主张“仁政”必须“明其政刑”。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法家思想，冶礼、法于一炉，“隆礼重法”，使儒法趋于合流。儒家思想作为法律指导思想，在西汉中期得以确立，造就了历史上为人称道的“文景之治”。儒家思想的基本点是“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其中礼义教化是根本，刑罚是辅助，刑罚应以礼义教化为标准，以儒家所主张的一系列道德伦理规范为原则。“德主刑辅”“礼法并用”作为西汉中期以后正统的法制指导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初期，就提出了“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指出，“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在“明德慎罚”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司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各项法律制度进一步趋于合理化，社会秩序也较为安定。
习近平法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法与德的关系，强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法治与德治相互作用，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重要地位和功能。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中华法治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民惟邦本
“民惟邦本”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最为突出的准则。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以安民、富民、养民为基础。《尚书·五子之歌》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它构成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孟子·梁惠王下》提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尽心章句下》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对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集中体现了对这一理念的总结、汲取和升华，蕴含中华五千年文明特别是法治文明所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深邃历史智慧。从反映“民”与“国”关系的“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到阐述“民”与“治”关系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再到体现“民”与“法”关系的“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等等，深刻地诠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核，即以民为本的思想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依法治国的主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需要用法治保障，人民幸福生活就是最大的人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全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正己修身
《论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公孙丑上》也讲，“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管子·心术下》讲：“（气者）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这是引导人们要内心充满正气，行为端正无私，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偏颇，才能廓然大公，“公则天下平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注重礼义廉耻，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主张正己修身，“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讲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君子义以为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等等。
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正己”“修身”智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还借鉴历史智慧，告诫全党“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不矜细行，终累大德”“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传递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他同时强调，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有一支高素质队伍，指出“古人说：‘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这些古训以新的时代内涵，不仅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也推动了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的探索，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作者为淮安市委党校教授）
